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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留学成本上涨 如何上个“更便宜”的学?******

 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梁欣雨

  近年来,不少家庭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。相比国内就读,国外留学的学习与生活开支高昂,对一般家庭来说存在一定的经济压力,所以在选择留学时,留学成本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。近年来,国外留学费用一直呈上升趋势。除了不断上涨的学费,住房、食物、交通、书籍等与生活有关的费用也受物价上涨的影响而提高。

  欧美地区大学学费上涨较快

  大学学费是留学总费用的主要构成之一。由于疫情导致各国经济较低迷,疫情期间的食物原材料、住宿等运营成本也全面上涨,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其他经济衰退因素的压力,多数学校不得不上涨学费。近年来,许多留学生家庭都感受到了学费上涨的压力。

  欧美地区的大学学费上涨较快。以英美两国为例,根据U.S. News的年度调查数据,在2022-2023学年,美国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大学平均学费都有所上涨,私立大学的平均学杂费更是上涨了约4%。今年年初,斯坦福大学董事会宣布:2022-2023学年的学费增加4%,本科生就读年成本将上调至77034美元,其中学费为57693美元。2022-2023学年,耶鲁大学的本科学院就读总成本上涨至80700美元,相比去年77750美元,涨幅约为3.8%,其中学费为62250美元。

  英国各院校专业每学年的学费平均增长了1000英镑,部分院校对热门专业的学费进行大幅上调。牛津大学2022年秋季国际生学费比上一年上涨1000-1500英镑,而2023年学费则比2022年暴涨1000-5000英镑。热门专业的学费,材料科学暴涨至44240英镑/年,涨幅5230英镑;政经哲专业学费35080英镑/年,涨幅5580英镑;临床医学学费52490英镑/年,涨幅3890英镑。剑桥大学的医学专业学费已接近6.4万英镑/年,较去年涨幅接近3000英镑,是英国大学里学费最高的专业。

  加拿大高等院校的学费一般低于英美澳等国家,学费多少取决于院校、学位、专业、是否为国际学生等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2022-2023学年大学学费报告,加拿大本科生的平均学费为6834加元,比上一学年增长约2.6%。加拿大研究生的平均学费为7437加元,比上一学年增长约1.7%。在加拿大所有省份中,诺瓦斯科舍省、安大略省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研究生学费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42.4%、26.2%、34.4%。对于国际留学生而言,近年来的平均学费持续增加。以本科为例,2002年时,国际生学费仅是本地生学费的2倍左右;如今,国际生学费已达到本地生学费的4.2倍。

  生活成本高受物价上涨影响明显

  留学生们的生活成本受通货膨胀影响明显,物价上涨是影响留学生们生活开支的重要因素。以加拿大为例,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,2021年4月到2022年4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(CPI)上涨了6.8%,加拿大人购买食品的费用增加了9.7%,这是自1981年9月以来的最大涨幅,住房成本也以1983年以来最快的速度上涨。

  对于留学生而言,生活费用占比较高的部分是房租。以英国为例,2022年,受访学生的平均月租金为455.4英镑,虽然相较去年下降了12%,但租房支出依旧高于中国国内房租水平。曼彻斯特的房租最贵,平均每月需要556.5英镑,其次是考文垂、布里斯托、埃特伯雷,这些城市的平均月租金都超过了500英镑。

  生活成本的高低还受到留学生们常住的地段和个人消费习惯的影响。例如,在澳大利亚,与黄金海岸和堪培拉等城市相比,悉尼和墨尔本地区的生活费用对国际学生来说要贵得多。在悉尼留学的段同学说道:“如果你平时在国内花钱比较大手大脚,衣服化妆品经常换,那么出国的话就会觉得生活开支变少了,因为国外的奢侈品、化妆品打折得很厉害。如果本身在国内就比较节俭,出国后的消费也是基本的衣食住行的话,反而会觉得生活开支变大了,因为国外所有的消费一旦换算成人民币和国内比较就会贵很多。”

  国外的吃、住、行等基本需求的开销比国内要高许多,为此,许多留学生改变了部分生活习惯。英国华威大学的小陈介绍道:“英国的打车、公交、外卖费用都不比国内便宜。在国内坐一次公交大概花2块钱,但在英国坐一趟单程的公交大约要花2镑,相当于人民币16块。”出国前,学生们躺在床上打开手机,不过半小时,就可以花合适的价格购买到想吃的丰盛外卖。然而,国外的外卖却不似国内的外卖般物美价廉。“国外点一顿外卖至少得十几镑,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多,而自己做饭估计只需要花3镑到5镑。”

  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的开销,还有一些无法预料、意想不到的非固定生活支出,例如初到留学国家准备生活用品的费用、医疗保险消费、外地旅游消费、每月的水电煤气费用等。特别是在今年欧洲能源危机的影响下,冬天到来,供暖费预计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英国能源监管机构Ofgem认为,今年冬天英国能源账单的增长速度可能将超出此前的预测。

  降低成本,学生与家长有话说

  在留学成本日趋提高的当下,留学生与家长们是怎么应对的呢?

  尽可能在国内就通过语言考试。现在国外很多大学都为留学生设立了语言课程。然而,在海外就读语言课程意味着增加了留学生的留学时间与花费,因此,留学生们最好在出国前就打好语言基础。在加拿大留学的阿豪同学的妈妈也建议:“要提前做好准备,雅思在国内就要通过,不要留到国外再补齐语言技能。”

  关注学校政策,努力争取奖学金与助学金。例如,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2021-2022年的学杂费标价为56010美元,但学生在获得助学金后,当年的平均学费约为16562美元。哈佛大学为55%的本科生提供了平均62613美元的按需奖学金或助学金。

  英国也有部分高校有奖学金。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中国区主任包迈岫介绍:“有很多奖学金正在为国际学生颁发,以此鼓励学生的多元化学习。”例如,2022-2023学年就有18所高校为中国学生提供26个非凡英国奖学金名额,并鼓励中国学生申请。

  选择“性价比”高、投资回报率高的学校与专业。包迈岫表示:“英国的本科课程通常只有三年,而研究生课程通常为一年,因此学生可以比其他国家的学生更快地进入工作岗位,就投资回报而言,这是一项巨大的投资,也是一种经济性的选择。”

  在留学城市勤工俭学。目前,中国留学生可以在部分留学国家通过兼职、带薪实习、担任助教、在网上售物等方式获得部分经济收入。不过,虽然勤工俭学成为不少留学生增加收入的普遍选择,但学生们的收入基本只能满足日常开销,且勤工俭学是对个人时间安排的考验。在英国伦敦的小徐介绍道:“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中餐厅或中超做兼职,但全职还是比较少的,毕竟出来留学不能本末倒置。”

  如果外卖贵却吃不饱,可以选择在学生食堂就餐。以德国为例,德国各大城市设立的学生食堂的食物价格便宜,种类齐全,是经济实惠的用餐选择。当然,如果留学生们想要在国外吃得又便宜又健康,还符合自己的口味,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做饭。在加拿大多伦多留学的小梁表示:“在这里一顿外卖比国内贵很多,所以自己做饭最省钱。”如果选择在距离学校远的地方租房,经常打车将会有一笔不菲的交通费用支出。因此,她还建议平时少打车,用好公共交通。“我一般会摸清楚当地的公交和地铁线路,合理运用这些交通工具也能省下一笔钱。”

  即使目前留学受成本高涨的影响,家长们依旧愿意全力以赴支持孩子出国留学。在加拿大就读的留学生阿香的母亲介绍道:“我们家在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的时候,不会因为留学成本问题就放弃某一个地区或学校。只要是孩子想去的、未来前景好的学校和地区,我们都会全力支持。”家长们希望孩子在外安心学习即可,不用过分担心成本问题,“孩子出去留学肯定是以学业为主,我们也不希望孩子因为经济开支问题边上学边打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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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土重来,家门口的菜摊会被社区团购“玩”坏吗?******

  家门口的菜摊会被社区团购“玩”坏?

  一边是舆论质疑,一边是资本青睐,社区团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?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“滴滴”“蛋壳”?互联网巨头进军社区团购势必垄断的立论是否站得住脚?社区团购争议背后还透露了哪些现实焦虑?

  最近一周,舆论对社区团购的关注持续火热。以“社区团购”为关键词的相关话题频频冲上微博热搜,其中“社区团购会夺走卖菜商贩生计吗”阅读量超过2.47亿。

  对比此前争夺流量入口的打车大战、外卖大战、单车大战,部分舆论担心此次互联网巨头会故技重施:先采取低价倾销策略占领市场,再“挟流量以令市场”挤压中间商“卖菜者”生存空间,继而剥夺终端消费者“买菜自由”。

  一边是舆论质疑,一边是资本青睐,社区团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?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“滴滴”“蛋壳”?互联网巨头进军社区团购势必垄断的立论是否站得住脚?社区团购争议背后还透露了哪些现实焦虑?带着这些疑问,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了新老菜市场、买菜居民、行业人士,开展多维度解析,试图揭开纷争背后的社区团购真面目。

  现实中的“社区团购”

  “90后”李萌是一位年轻妈妈,每天加班到7点,出了地铁,还得往返2公里去菜市场买菜。现在有了社区团购,她只需要从“团长”那里下单,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中把自己定好的菜带回家就可以了。

  “我省下了2公里的往返体力与时间。”李萌说,社区团购的菜品相对固定,但她实在不想为多吃一两个菜,每天多走2公里。

  在李萌看来,社区团购很方便,而丰富性是一家菜市场最打动她的地方。“我会在周末去菜市场采购一番。”

  迈皋桥老街集贸是南京城北的一家老菜市场,临近岁末年关,这里的肉铺生意异常火爆。每天清早,各家铺子前挤满了前来灌腊肠的居民,一眼望去,几乎都是老年人,仿佛正在掀起的社区团购浪潮与他们无关。

  记者随机走访了这家菜市场多个铺位,他们也表示生意暂未受到社区团购的冲击。“该买还得买啊,这段时间菜价也没有受到波动。”张萌的蔬菜铺子在菜市场入口,据她观察,菜市场里不乏年轻人身影。

  “主要看时段,白天年轻人要上班,没空逛菜市场,傍晚下班后来这里买菜的年轻人不少。”张萌告诉记者。

  “社区团购是人家帮你挑菜,肯定没自己亲手挑的好。”记者采访间隙,一名穿着黄色美团外卖工作服的配送员过来挑菜。记者起初以为他是为客户送菜,交谈后才知道,他竟然是这家摊位的老主顾,每周要来买两三次。

  “民以食为天,最重要的还是食材新鲜。”在干配送前,郑世强曾是一名饭店厨师,他认为年轻人不会特别在意几毛钱的折扣,更在乎买到手的菜放心不放心。目前他与另外两人合租,平常一起搭伙做饭,由他来买菜、掌勺。

  “社区团购不见得会取代线下菜市场,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。”郑世强说,团购群体以年轻人居多,一些上班族晚上回家想炒个菜,一打开冰箱发现是空的,就会用手机下单买菜。老年人如果不是住在楼梯房高层,团购需求并不紧迫。没事逛逛菜市场对他们来说,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。

  “我们这里不少摊主也会搞搞社区团购,卖自己铺子里的菜,帮客户‘跑腿’去其他铺子买菜。”好邻里惠民中心的负责人吴殿昌说,为了吸引并留住客户,有的摊主会自己“贴钱”为客户代购。

  好邻里惠民菜市场是南京第一家“智慧菜市场”。这家脱胎于夜市大排档的农贸市场,如今被装修成商业综合体的样子,是当地居民口中“五星级”菜市场,可覆盖周边12万人的“茶米油盐”。

  菜市场四处悬挂着广告条幅,上面统一标着“搜好邻里菜市场,省时间给生活”的字样以及一些俏皮话:“菜炒一半缺点啥,手机下单全送达”“爷爷教我炖海带,我教爷爷云买菜”“孙儿太小走不开,手机买菜送上来”……“这些条幅年轻人很喜欢,会专门来拍照。”吴殿昌说。

  “一个月前我们开始与‘饿了么’合作,把所有菜品都放到了线上,对线下菜市场做了数字化改造。我们菜市场人气高,‘饿了么’会时不时过来搞促销。”吴殿昌说。

  他告诉记者,这种大平台来做促销,优惠力度非常大,对一些商户冲击不小。“有商户来跟我抱怨,说大平台‘抢’他们生意。我跟他们说,即便‘饿了么’不来,以后也会有其他大平台来。促销只是一时的,重要的还是菜好不好,菜市场的环境好不好,有没有人愿意来。”吴殿昌说。

  资本江湖中的“社区团购”

  社区团购并不是一个新事物,其萌芽源于社区电商。早在2014、2015年,各种社区电商服务就已经遍地开花,例如与体彩店合作,搭建社区O2O服务平台的“咕啦电商”;再比如瞄准我国社区连锁便利店空白的“购百特”;还有房地产公司孵化的以物业为基础,定位于智慧社区服务的“爱助家”。

  资本也在此时“盯”上了这些精耕社区流量的新势力。企查查统计显示:2014年以“兴盛优选”“爱鲜蜂”“中商惠民”为代表的产品,开启了社区团购“赛道”投融资先河。而各类资本的“注入”在2018年迎来高峰期,公开融资事件达23起,所披露的融资金额16.7亿元。

  社区团购在2018年前后短暂“火”了一阵。但由于订单密度不够高,平台接连出现倒闭潮。疫情以来,不少用户开始接受预售制的社区团购。订单密度的激增,让几大互联网巨头重新看到了社区团购的价值和前景,纷纷加速布局,烧钱补贴随之而来。

  来自企查查的数据显示:今年以来,社区团购公开融资事件达19起,稍逊于2018年;但公开披露融资金额高达171.7亿元,同比增长356.3%,创下了历史新高。其中,背靠互联网巨头的同程生活、十荟团、兴盛优选、爱鲜蜂的融资次数最多。

  通览2020年社区团购赛道的投资方,阿里、腾讯、同程、滴滴、京东,这些互联网巨头的身影频频出没,一个潜力巨大、群雄逐鹿的竞争格局正在形成。

  “滴滴和美团把社区团购的战略地位提得很高,但这和他们的主营业务固有优势不匹配,靠砸钱补贴,没有成本优势;京东后进,但仓储物流有优势;拼多多布局很早很快,也有着农产品供应链的天然优势;阿里的生鲜供应链主要对接本地生活事业部,主要是盒马和饿了么在布局。”对于社区团购在各大平台的战略地位,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助理教授雷莹分析。

  雷莹认为,“买菜”是刚需,高频且价格敏感。对于京东、拼多多、淘宝等本来就有生鲜电商布局的平台来说,如果不进入社区团购,别人做了,消费者就不来线上买了。对于滴滴和美团来说,更多是出于对新业务和营收来源的开拓。

  “当前社区团购市场区域特征明显,但尚无全国性龙头。社区团购对互联网巨头来说极具吸引力,巨头纷纷布局争夺下沉市场流量入口。”中信建投研报中显示:2019年中国生鲜零售市场规模达5.1万亿元,生鲜电商市场规模达2796.2亿元,渗透率仅5.48%。

  疫情刺激下,2020年社区团购市场发展迅猛,市场规模预计达到890亿元以上,在生鲜电商中占比达到21.9%,疫情培养了用户社区团购的习惯,有望推动社区团购市场的高速增长。

  既不能一棒子打死,也不能放任不管

  资本介入的社区团购大战,被看作是继外卖、网约车、共享单车后,互联网巨头们最激烈的一次混战。凭借5毛一斤土豆、3毛一个鸡蛋等低价模式,互联网巨头对社区小菜贩们造成碾压。一些小菜贩或关门歇业,或沦为互联网巨头的线下员工,以至于舆论开始担心,互联网巨头正在夺走卖菜商贩的生计。

  “我也想加入社区团购,但是没有这个渠道,也没有人找我。”南京宝船菜市场商户赵文凤在板桥有十亩地,每天早出晚归,卖的菜价格要比批发菜高一点。她比较欢迎像京东买菜这种代买配送,但社区团购这种直接到源头去买菜的,对他们冲击太大。

  “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,下半年疫情之后,不少地方习惯了网上配送,传统生意还是不好。”南京市农贸市场协会副会长、南京绿恒市场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盛丽琴说,我们也鼓励商户加入社区团购,但团购上面的菜那么便宜,他们是比不了的。

  “我们劝商户们忍一忍,等一等,熬下去,毕竟烧钱也烧不了多久。与此同时,我们也鼓励商户尽快适应这种变化,找到活下去的办法。”盛丽琴说。

  “电商巨头进入社区团购,更多是希望通过高频消费场景获客,他们的低价竞争策略,会对传统农产品市场供应量造成冲击,不利于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。”布瑞克农业互联网董事长孙彤说。

  孙彤认为,农产品品类众多、供应链长且资产重,在局部形成垄断,打垮小菜摊后,涨价、杀熟是可能的。但目前很难有电商巨头能够完全掌控如此多的品类并形成垄断。如果只做一两个品类,就不会有规模效益出来,竞争力达不到,最多半年价格战就会消停。

  11月10日,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(征求意见稿)》中就提出,不准“没有正当理由,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,排除、限制市场竞争”。但指南中也提出,“平台经营者低于成本销售可能具有以下正当理由:(一)在合理期限内为发展平台内其他业务;(二)在合理期限内为促进新商品进入市场等”。

  12月9日,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国率先发布《电商“菜品社区团购”合规经营告知书》,要求菜品社区团购的“团长”(负责人),视情应办理相应的市场主体登记,平台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实施低价倾销,排挤竞争对手独占市场,扰乱正常经营秩序。

  在该局同日召开的电商“菜品社区团购”合规经营座谈会上,阿里巴巴、美团、滴滴、苏宁等电商社区团购相关负责人已在告知书上签字,承诺诚信依法经营,开展有序良性竞争,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。

  “来座谈都是子公司,有的是分公司的分公司,他们做不了主,得听总部统一号令。”据接近这次座谈会的知情人士透露,美团、拼多多等平台的总部甚至华东的中心都不在南京,发出告知书和召开座谈会,是为了在出现低价倾销等苗头时及时提醒。记者注意到,南京市目前还没有出现关于社区团购的行政处罚案例。

  12月中旬左右,华海顺达、卫龙、香飘飘等部分供货商给渠道经销商发通知称,没有授权,不得操作社区团购平台;不允许做单品超低价销售。

  “现在的社区团购大战,从全国看还是初级阶段,但在长沙等地已经进入到了激烈竞争阶段。巨头们为什么砸那么多钱参与,因为大家都看到了,这个是未来电商模式的雏形,不单单是千亿级市场的事情。”同程生活高级合伙人肖志龙说,未来的电商带有社交属性,此前的烧钱补贴模式是行不通了,一定要有完整的场景和履约来实现盈亏平衡。

  “如今业内竞争愈加激烈。”南京建邺区某社区团长“幸福小猪宝”向记者坦言,“团长”越来越不好当。在社群这类口碑消费场景里,平台所说的轻松赚钱是办不到的。“平台不能保证每批货都好,得人去看了才敢推。2000块钱的一个团,就赚200块不到,我一个人跑不过来还得和人分。”

  “疫情给了社区团购发展的机会,其爆发力和潜力都在进一步挖掘中。”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莫岱青也认为,如果社区团购想靠性价比或交付服务突围,终归得靠强大的供应链所带来的规模效应,可以说社区团购是一门供应链的生意。只有全方位地服务消费者,把好品质关,才能长久。

  雷莹指出,和此前网约车、共享单车不同,各大平台在社区团购业务上的优劣势有很大差异度,所以不会像同质化竞争那样完全成为价格战,后期通过供应链和仓储物流的优化,在成本优势上就会拉开差距。

  “对于社区团购模式本身的价值不能完全否定,该肯定的要肯定。”雷莹说,社区团购在某些方面满足了消费者需求,资本看到了这部分商业潜力。这条路能否走得通,不妨多给这一互联网新业态一些成长空间。

  “菜篮子关乎基本民生,要避免人为造成剧烈的市场波动,这是基本底线。同时,对社区团购既不能‘一棒子打死’,也不能‘放任不管’。”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田伯平说。

  社区团购到底会带来什么?专家认为,不能简单地作定性判断,既不能把社区团购变成一个负面案例,影响资本进入民生领域投资的积极性,也不能任由资本无节制扩张,留下“一地鸡毛”。

  田伯平建议,各地有关部门要因地制宜,借这类案例探索对这类业态监管的新办法、新模式。以基层社区为着力点、以居民需求为中心,探索政府、资本、社会的边界,形成经济治理的有效模式。(记者:潘晔、郑生竹、朱程、杨绍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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